太炎弟子与暨大:曹聚仁

发布时间:2011-06-01
 曹聚仁(1900—1972)字挺岫,号听涛,笔名袁大郎、陈思、彭观清、丁舟等,1900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(今兰溪市蒋畈村),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学者、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。1916年入渐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,从师陈望道、朱自清、夏丐尊、刘大白等。25岁,即被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聘上讲台;与鲁迅交往密切,他写的《鲁迅评传》一直被公认为是最懂得鲁迅的评传;抗战时带笔从戎,著名战地记者,首次向全世界报导台儿庄大捷。蒋经国曾邀其创办《正气日报》;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,成为海外华人的一面文字旗帜;1956年起,曹聚仁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,是中南海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座上宾,台湾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“畅谈”,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;1972年在澳门逝世时,周恩来总理称他为“爱国人士”,并为其亲拟墓碑碑文:“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”。曹聚仁先生一生与书为伍,笔耕不辍,留下80余种著作,4000万言的文字,连李敖都承认“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”。梅江镇

曹聚仁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。1922年4月到6月,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,在上海主讲国学,竭力宣传中国文化。每星期六下午讲课,前后共作十讲,青年学子和其他人士,凡对国学有兴趣者,均可报名听讲。当时曹聚仁就在其中。章太炎的讲演语言奇崛深奥,上下古今,引经释典,没有几分的国文底子,恐是听不懂的。当时的演讲就有多种版本的笔录,而曹聚仁的笔录就在其中,后面整理成《国学概论》。诸多演讲记录中,得到章太炎首肯的就是曹聚仁的《国学概论》,且为其日译本写过序。也正因此,曹就成为了章太炎的入门弟子,受章熏陶颇深。而当时曹聚仁仅22岁。随着《国学概论》出版,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第二年,23岁的曹聚仁脱颖而出,以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资格,走上了复旦、暨南等大学的讲坛,当了20多年的教授,并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崭露头角。

 

曹聚仁的暨南情怀

曹聚仁来到暨南与一个人的赏识分不开。时任暨南学校校长的姜琦和曹聚仁在浙一师时就认识。姜任一师校长时,曹聚仁在校是学生领袖,才华横溢,颇有影响。姜当时就很喜欢这个学生。而曹聚仁也很赞同姜琦的教育理念和治校方法。1925年姜琦出任暨南学校校长,不久就聘曹聚仁来暨南学校讲课。这样曹聚仁从走上暨南大学的讲坛,与暨南结下不解之缘。
曹聚仁任教暨南大学长达约11年。曹聚仁一生留下一些关于暨南大学的回忆文章,大部分收入《文坛三忆》中。曹聚仁对暨南师友均有深切认识,他在《文坛三忆》里记叙了一连串的暨南师友,也回顾了担任暨南大学教授的经过,及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所接触的人事。
在暨南大学的任教经历给曹聚仁留下了深刻记忆。抗战胜利后当他重返上海真如目睹成为废墟的暨南园时,曾深情写道:“真如,和我有着九年的密切关系,其闻多可喜亦多可悲。……桃浦静静如旧,只见绿水滔滔,白鸟飘飘,莲韬馆,连着暨南大学那些大房子,都付与荒烟残砾,无影无踪了。只有一所洋楼,孤零零地站着,这便是旧日的科学馆,……每一次战争,都给暨大以打击与破坏。我的住所,我的书籍,我的一切,连着我的梦想,就在战争中全部毁灭了。教了十多年书,结果连两袖清风都不是;得和燕子一般,重新含泥拾草把小窝重新造起来。到了抗战时期,又荡然无余了。”作为一名暨南人,曹聚仁对与暨南大学有关的事都记忆犹新,总有一段割舍不了的情感。
 

曹聚仁与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曹聚仁在杭州西湖文澜阁过了半年舒适闲散的生活,返回暨南大学后受到郑洪年器重,被聘为中学部副主任。当时中学部的教师阵容强大,除商、文、理、法、教育各学院的教授兼授中学有关课程外,郑洪年还聘请汪静之、范叔寒等任国文教师。这些教师不少是学有专长的人才,后成为著名教授、作家。暨南一度有一流学者云集真如,齐足并驾,名骋千里的局面,“曹聚仁以他的所长和这些学人相辉映”。郑洪年对曹聚仁等特别重视,在暨南新村修建了别墅。为减少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引发的战火对校园的侵扰,该年春夏间,暨大分别在广州和苏州复校,大学部设在广州,中学部设在苏州。当时,曹聚仁是初中部主任,他绕道松江转到苏州,在那儿住了半年多。暨中借苏州三元坊的工专开学,曹聚仁住在阔街头的网狮园。当时的暨南学生,被当地人叫做“鳄鱼”,很难管理,郑洪年看到曹聚仁等特别辛苦,就让他们一心一意专做教授。暨南大学是一所以华侨青年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大学,学生思想之激进在上海各大学居于前列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学生爱国情绪激昂,校方对进步师生予以庇护,引起当局侧目。郑洪年被迫辞职,曹聚仁和其他一些教授也离开暨大。曹聚仁在郑洪年任校长的5年中,从秘书、初中主任、普通出版科副主任、科主任到教授,转来转去,不知变了多少回。

 
曹聚仁在暨南大学的学术活动

 曹聚仁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,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,其言行影响着真如时期的一批暨南师友与学子。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四端。

(一)顺应时势,改进陈旧教材

姜琦出长国立暨南学校校长后,聘曹聚仁在暨南授课。他长校不久即碰到难题,暨南附中的国文教师多次被学生轰走,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师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二:一是“五四”以后青年学生对新文学比较有兴趣,而国文教师大多是受科举思想熏陶的旧文人,不仅对欧美文学常识与新文学毫无所知,而且对经史文学也缺乏研究;二是一些在新文坛刚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中国古代文学修养很差。于是,姜琦让曹聚仁去试试。而曹聚仁完全具备了新旧两种教师的优点,对此曹聚仁也坦承:“一面,我又是受了五四文学思潮的洗礼,对新文艺作品和欧西文学颇有兴趣……。加以,我研究了章太炎的《国故论衡》、《检论》和《齐物论释》,和胡博士的新考证学,也就对一些语文上典物上的疑问,可以剖解得有条有理了。”果然,曹聚仁一试成功,学生们很喜欢听他的课。第一个月他担任初中二三年级的国文课,一个月又叫他担任高中师范科的国文;时隔一月,又再升级,要他尝试暨南学校商科一年级的国文。
曹聚仁到暨南后,把国文教材作了变动,采用了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和林琴南译述的《拊掌录》,还加上黄遵宪的《人境庐诗钞》。他认为“选用古文体翻译的西洋文学名著,既可以养成青年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能力,同时也介绍了西洋文学名著,而且在讲堂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。”在教材的内容上他选用了一些思想方法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,如《庄子·秋水篇》、《荀子·解蔽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《神思》篇、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《文赋》以及颜子推《家训》、严复译《天演论》、《群学肄言》和黄远生的遗著。这些著作的引入,广受学生欢迎。

在对教材改革的同时,曹聚仁在教学方法上也锐意革新。他在授课时,“总是开列参考书目引导学生消化课本,摒弃填鸭式的教学。”曹聚仁的这些改革很有效果,赢得学生的好评。有一位姓杨的台湾籍学生,原本不喜欢上国文课,后来在听了曹聚仁的课后改变了态度,专门写了一封长信,述说自己认识的转变:“老实说,我是素来不在教室中听中文课的,自从你来教国文以后,我才觉得读读国文,也颇有道理。后来,有一段时期,我又觉得你的思想不够前进;到了现在,才懂得国文课并不是思想宣传班,而是语文常识与技术的修习。”

(二)关心时局,创办《涛声》周刊

1931年春 ,国民党在文化界禁止出版进步书刊,封闭进步书店,颁布旨在扼杀进步文化的出版法,通缉左翼作家,造成中国文化界一度的黑暗。时在暨南大学执教的曹聚仁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。他经常为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、《申报周刊》、《立报·言林》撰稿,又为陈灵犀主编的《社会日报》撰写社论,每日一篇。但因言论激烈,主张抗日,常被禁发。于是,他和四弟曹艺等创办《涛声》,以笔作投枪,向现实发出呐喊。关于创办《涛声》的动因,曹聚仁认为:“自从国共婚变以后(那是民十六年的事),我就远离政治漩涡,躲到图书馆里去读古书,做时代的蠹虫。后来回到暨南大学教书,只是教书,不再谈社会问题了。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,其间差不多沉默了五个年头,什么也不写。一九三一年秋天,‘九·一八’事变发生了,似乎沉没不下去了。”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也回忆:“ 朋友们相逢,满腔悲愤,曹聚仁更是痛感‘吟罢低眉无写处’。……曹的意思是:国家危急存亡之秋,似乎沉默不下去了。想有个阵地,写点文章叫喊一番也好。”在这种时局下,《涛声》应运而生。《涛声》从创刊到1933年11月20日上海市当局以“袒护左翼,诽谤中央”为由下令停刊,11月25日出休刊号为止,共出了83期。作为《涛声》主旨的“虚无主义”,亦即曹的人生哲学。“我们的虚无主义——只是一群热心的爱国主义者,恰在现实的石头上碰了壁,一面对国家前途表示绝望,但也不曾对任何路向表示信心。”《涛声》实际出版不过一年三个月,在从二十年代末冷寂的文坛到三十年代的激烈交锋,它是这个过渡时期中发出呐喊的“寒鸦”。《涛声》在暨南也吸引、影响了一批读者,曹聚仁每期都把《涛声》 送到真如镇暨大旁边的书店,成为了暨南学子茶余饭后了解时局的重要刊物。

(三)以文会友,结交学界同仁

曹聚仁在暨南时,常和鲁迅、陈望道等往来,与陈独秀也有交往。自1927年曹聚仁为鲁迅在暨南大学讲演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做笔录与鲁迅相识,直到鲁迅去世,两人交往频密。曹聚仁以文会友,以《涛声》为阵地,同鲁迅结为忘年交与战友。鲁迅曾以罗抚的笔名,在《涛声》上发文,并对《涛声》比较关心,如1933年6月3日他致函曹聚仁:“看起来,就是中学卒业生,或大学生,也未必看得懂《涛声》罢,近来的学生,好像‘木’的颇多了。但我并不希望《涛声》改浅,失其特色,不过随便说说而已。”曹聚仁先后编撰《鲁迅手册》、《鲁迅评传》、《鲁迅年谱》,热情地介绍、宣传鲁迅。其夫人王春翠后来回忆了当时曹聚仁和鲁迅交往的情景:“除了鲁迅常来我家外,还有陈望道先生也经常光临。他们常与曹聚仁商量文章,同议时局……。曹聚仁经常在我面前说先生是中国文坛难得的巨子。”1932年,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关在南京狱中,曹聚仁常通过其在监狱做医生的三妹曹守三(秀珊)写信给陈独秀,为他提供资料,劝他写自传。同年,黎烈文开始主编《申报·自由谈》,请曹聚仁写版头杂文,《自由谈》就成了曹聚仁发表杂文的主要阵地。
在暨南任教的第二学期,曹聚仁每周要上课五天。由于无班车可乘,火车经常脱班,为不耽误上课,只好把家由市区搬到真如,和张凤教授合租。他的妻子王春翠也到真如在暨大附小当教师,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。曹聚仁在暨南大学和同事们关系融洽,他在杂文中曾多次提到这些同事,如汪静之、曹礼吾、张凤、潘伯鹰等。曹聚仁回忆:“真如南阳宅的南边,有一所广东式的楼房,民国十六七年间,静之、铁民、仰之诸兄都住在那边。我和礼吾就住在南阳宅的杨姓平房中,相隔咫尺,时常往来,谈笑很是热闹。”那时的暨大,也可以说是“新旧兼容,百家争鸣”的,所以同事之间存在观点分歧也在所难免。曹聚仁是提倡大众语的,林语堂则主张语录体,标榜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,以明代公安派袁中郎为宗师,并讥讽大众语噜噜苏苏。时在暨大任教的曹聚仁就和林语堂因刘大杰而引发一场论争。这场论争本是针对刘大杰的标点问题的,林本在幕后,但知道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故而也就站出来了,曹后来写了一篇《我和林语堂吵了嘴》的文章。曹聚仁还根据当时章铁民和汪静之与中国文学系主任陈钟凡之间的“伯兮粗人”之争,在他继任主编的校刊上发表《伯兮新解》一文,指出汉代今文家“拘迂可笑”,阐明“考据与欣赏本位两途,道并行而不背”的道理,做为这场“伯兮粗人”之争的结语。曹聚仁认为“国文课并非为天才创作家而设,只是为一般人的语文修习着想”。他把国文科当作了一门每位国人必修的学问,面对的是大众,旨在提高国人的基本功。曹聚仁在暨大任教的9年,对几位学生影响很大:何家槐尚未毕业 ,就开始在《新月》等刊物发表小说;温梓川、彭成慧在暨南求学时, 已经发表了有关南洋题材的小说;作家黑鹰的文学创作也始于暨大。